去年建党百年献礼电影《1921》，体现的是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一群有理想、有信仰的知识分子建立了一个先进的政党。电影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两个空间，一个是街头，另一个是室内。

　　（一）街头空间

　　这一方面体现为个人的街头行为。

　　例如电影中的毛泽东比较青春，参加“一大”时，他才28岁：他27岁的时候，从落后的长沙来到繁华的上海，在洗衣房打工存钱准备留学，这是为了个人理想，也为了社会理想。电影特别突出了毛泽东在上海街头“奔跑”的情节，他首次去法租界，然而在异域风情的新鲜之下却埋藏着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毫无地位可言的黯淡，为了排解内心愤懑，他在上海街头夜跑，这是一种有生命力、方向感与思想力的奔跑。电影以“闪回”的镜头回顾他的亲情与爱情，在奔跑中出现了他年少时在家乡被父亲追逐，被母亲呵护，尤其是与恋人杨开慧惜别的画面，雨中两人同撑一把伞，只余几分钟还在卿卿我我，依依不舍，这说明了毛泽东在成为伟人之前也是个有血有肉的平凡青年，但是恰恰是在这卿卿我我的镜头中，他们留下了超越卿卿我我、儿女私情的革命者的对话，杨开慧问：“人生好短，短到可能看不到胜利的曙光，今天的付出还有意义吗？”毛泽东答：“当然！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国家，无法选择自己的家庭，但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理想。为理想奋斗，为真理献身，即便是一无所获，也值得。”这样的奔跑虽然出自毛泽东喜爱奔跑的习惯，但是也具有浓烈的象征意味：这是“为理想奋斗，为真理献身”的奔跑，这是在时代的“黑夜”里朝着“胜利曙光”的奔跑，这是在异乡作为“新人”要开创新社会的青春中国的奔跑，这是为了“中国人能在自己的土地上庆祝自己的国庆”的觉醒中国的奔跑。为什么这样说？这就要回到毛泽东奔跑的起因：当时年轻的毛泽东在上海法租界遇到了一群庆祝法国独立日的法国人，当他随着高唱着马赛进行曲的人流进入领馆时却被无情地拒之门外；在围观群众的哄笑声中，他开始反思“什么时候中国人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庆祝自己的国庆”。故此，一场夏夜的上海街头的奔跑，同时跑出青年毛泽东的满腔热血与为国忧心，以表象的奔跑折射出内在的力量。

　　如果说青年毛泽东是出于身在祖国却无主权的耻辱而奔跑，那么青年李达的妻子王会悟的街头奔跑，却是出于完成使命。李达为了让参加“一大”的代表能有所居，于是让王会悟向博文女校的校长借校舍，但是鉴于王会悟一撒谎就会低头、紧张，容易被人识破，李达就让她练习奔跑，以此克服紧张的心理。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奔跑训练之后，王会悟最终在《国际歌》的旋律中奔跑到博文女校，毫无破绽地完成了任务。她的奔跑与毛泽东的奔跑具有外在的相似性，同样具有生命力与青春活力，因为王会悟当时才23岁，她的步伐坚定，表情活泼，如果说毛泽东是在黑夜里奔向思想燃烧的光明与壮阔，那么王会悟则是在白天的繁嚣中奔向履行使命的坚毅与单纯，这也许就是以《国际歌》为她的奔跑伴奏的缘故，既表达了对丈夫的真爱，也表达了对新社会新政党的大爱。

　　再例如上海街头的追逐，中国的密探开着车追捕共产国际人士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彼此街头飙车的场面十分劲爆、惊险，国际元素也十分鲜明。但根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记载，当时并没有那么惊险。只有7月30日晚上，大会会场才一度遭遇帝国主义暗探和巡捕的骚扰，并不如此惊险，也没有在社会上引起多大注意。只是电影为了突出主题，场面越惊险越见出建党的艰辛；也为了节奏的跌宕起伏罢了，越紧张越有看头，否则完全按照历史来结构电影的话，就比较平铺直叙，缺乏波澜。

　　另一方面是集体的街头行动。

　　这与个人的街头行为一样，表现出对信仰的坚守。例如北京街头的“五四运动”，主要是以“闪回”的方式展开的，体现在陈独秀的回忆，以及刘仁静在众人询问中的回忆，这是一种相对虚化的表现。但是上海街头的工人罢工则不同，这是一种发生在“一大”前后的真实行动。电影中呈现的上海英美烟厂工人罢工，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有组织的工人罢工。1921年7月20日，上海英美烟厂工人不堪资方虐待，八千多工人参加了同盟罢工。当时正值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党组织得知消息后，即派党员李启汉到厂指导。这场罢工在持续20多天后终于取得胜利。电影中李启汉在街头号召工人们团结起来，坚持斗争到底，他紧握的拳头，坚定的表情，声嘶力竭的嗓音，以及工人们群情激昂，堆砌沙包抵御警察，不同的画面互相配合，体现出工人们的强大力量与众志成城。

　　“街头”这一空间，体现的并非十字街头的彷徨，而是奋斗街头的力量。这，也许正是中国共产党创立时的风华正茂之绝佳注脚。

　　（二）“室内”空间

　　街头昭示着实践行动，而室内则意味着思想探索。

　　第一种室内是监狱。

　　陈独秀出场就在监狱。他在狱中和李大钊相见，李大钊比他年轻，但又显得稳重，“发传单这种事情，非要自己去吗？你是领袖，不是少年。”但是年长十岁的陈独秀却桀骜不驯，狂放不羁，热情激昂，他隔着监狱栏杆紧紧抓着李大钊的手，眼含热切的光芒，“彻底改变中国的日子就要来了！我们的使命将将开始，将将开始！”正因为抱着“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监狱与研究室是民主的摇篮。”陈独秀矢志不渝。这也许也是他创办的杂志名为“青年杂志”“新青年”的原因吧。

　　也许正因此，另一个与陈独秀有关的空间就是他所言的研究室（编辑部）。电影中有一个情节讲到毛泽东1920年到上海《新青年》编辑部见陈独秀，毕竟毛泽东1917年就在《新青年》上发表过《体育之研究》。陈独秀爱才若渴，打破常规与毛泽东畅谈无碍。陈独秀谈到他在组织翻译《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急切地与人分享，可见其将毛泽东视为良朋好友甚至知音，其激动的情绪表明其谈话毫无拘束，也表明其为《共产党宣言》能传进中国而兴奋自豪，而这正与青年毛泽东的思想不谋而合。故此在多年以后，毛泽东在陕北窑洞跟美国记者斯诺说，“在上海，我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唐宝林《陈独秀帮助毛泽东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书摘》2014（1））

　　另外与研究室相关的是“一大”前后的会场。

　　毛泽东当时在长沙致力于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新民学会，也相信中国必须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所以在电影里面毛泽东在室内会议讨论的时候，指出反动派有枪，但他们只有“笔杆子”，这是不够的。另外，电影还把毛泽东后来的思想反映在里面，当其他人都主张无产阶级只包括工人阶级的时候，毛泽东反问一句“那农民呢？”这与毛泽东后来指出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的历史事实与思想发展是符合的，与当时中国产业工人数量远远低于农民数量的历史也是相符的。此外，我们必须了解到后来毛泽东创造了一个词“工农无产阶级”，将农民纳入无产阶级，这是他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中国化的创造性解读。

　　另一个细节是李达在会场读出了鲁迅小说《故乡》的名言“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代表着李达对走中国共产党之路的坚定希望。

　　第四个室内空间就是家宅（住宅），在住宅中他们注重的还是研究或思考。

　　电影中的李达，他所做的一切符合他作为中共“一大”主要筹备人的身份。他忙于编辑、翻译、联络，这些都是事实。但是电影中有关李达的几个细节，都是与其住宅空间息息相关，值得玩味。一个是他与小女孩的几次对视，这与他刚结婚，需要生儿育女，开枝散叶似有关联，其实李达作为一大的主要筹备人，靠的是他妻子王会悟的大力支持，连“一大”的最后一天开会的地方也是王的家乡浙江，这似乎暗示着共产党人也需要有家有爱。此外，这个细节似乎也蕴含着“革命还有后来人”（希望），坚持如孩子般真挚的革命理想，革命是为了未来（孩子象征着未来）的意味。

　　第二个细节李达跟妻子王会悟在家里的天台说他们当时抵制日货，要把日货堆积起来燃烧的时候，他却发现用来点燃日货的火柴也是日本生产的，“偌大的中国，我们连自己的火种都没有！”一个国家的科学到了这样的窘迫的地步，这似乎暗示着科学与教育的重要性，也意味着“火种”的重要性，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影片中的小女孩，尤其是李达在清晨的屋顶，与小女孩对视，似乎就暗示着传播革命火种的重要性。在此意义上，在电影中，时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陈独秀跟孙中山、陈炯明索要教育经费，就显得合情合理。第三个细节是李达在天台唱《国际歌》，不仅彰显了他们的改造旧中国的革命理想与信仰，还反映了他们与共产国际的联系。

　　另一个发生在家宅的故事是何叔衡的故事。当停电的时候，何叔衡给大家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说他有一个同乡，连中三元直接考到了北京城，甚至还被安排进宫被太后接见。但这个同乡却说根本没看到老佛爷长什么样，因为进宫之后一直跪着，压根不让抬头。这象征着读书人在权力面前只能低头服从。正是这件事，极大地刺激了老夫子何叔衡，让这位曾经的秀才决心站出来，为读书人的尊严而战，为读书人的命运而战，他想让后世所有的读书人都能堂堂正正做人，挺直腰杆做事！他的话具有极大的鼓动性与渲染力，让在场所有的同志都沉默、震惊而又受到鼓舞，这种沉默蕴含着一种看不见的巨大的力量，以及看得见的清晰的理想。而为了这个理想或执念，何叔衡选择了投笔从戎，最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投崖自尽，不愿被敌人生擒，表现出一种大义凛然的文人气节与革命精神。可以说，何叔衡的这番话，在停电的黑暗中透露出光明，一种追求理想信仰的光明，一种点亮心灯的光明。

　　无论是街头空间，还是室内空间，都折射出革命者的理想信念。只不过，街头空间更注重行动（实践），室内空间更注重思想（理论）。简言之，1921年，一群有理想、有信仰的知识分子，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慢慢改写了中国的历史，翻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