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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年(1877)，山西省大饥，朝廷派阎敬铭去视察赈务。他一路敝车荆服，行李萧然。到任后，穿一身粗布官服，有敢穿绸缎者，罚捐饷济灾。五年(1879)三月，吉州知州段鼎耀扣留救灾银，阎敬铭奏请朝廷，将其治罪。随后，阎敬铭又上奏道：“山西、河南、陕西、四川各省差役苦累，请敕分别查办裁减。”得到允准，使各省无名科派，大为减少。大臣恩承、童华奉使四川，过华州时骚扰地方，加重百姓负担。他上奏皇帝，追究了恩承等人罪责。
　　光绪八年(1882)，阎敬铭再次奉诏入京，升为户部尚书。上任第一天，就亲自看账，并叫来档房司官问账，发现无论是领办、会办、总办，都不知部库的存银几何、出纳情况、盈亏怎样，甚至连算账、看账都不会。阎敬铭立即给皇帝上奏道：“满员多不谙筹算，事权半委胥吏，故吏权日张，而财政愈棼。欲为根本清厘之计，凡南北档房及三库(银库、缎匹库、颜料库)等处，非参用汉员不可。”光绪准奏。阎敬铭查了账目，再查三库。其中绸缎、颜料两库，是全国贡品等实物收藏处，堆积如山，毫无章法，颜料、绸缎、纸张等混在一起，月积年累，大都霉烂，无法使用，鼠咬虫蛀，毒蛇成群。进出账目是二百多年的流水账，无清无结。银库的问题更大，司官、差役无不贪污偷盗；掌出纳的掌库、书办，以大秤进，小秤出，天平砝码异常不等，弊端累累。阎敬铭亲自入库清点，清查了二百多年的库藏和出纳账目，震动朝廷内外。他当即斥逐了一批书办和差役，并参奏了号称“四大金刚”、原在户部任职的姚觐元(已调任广东布政使)、董儒汉(已调任湖北荆宜施道道员)、杨鸿典和旗人启某，使其“革职回籍”。阎敬铭整顿户部积弊，揭开了许多黑幕，最突出的是揭出了云南省的军费报销案。他查明云南省当政曾派粮道崔尊彝和永昌知府潘英章，携带巨额公款，进京活动，要把并非军费的款项，纳入军费中报销，中饱私囊。他们先找军机章京、太常寺卿周瑞清，通过此人找署理户部尚书的军机大臣王文韶、景廉行贿，以八万两白银的贿款，把云南“军费”报销了结。阎敬铭大刀阔斧地整顿，使言官们打消顾虑，逐渐敢言了。御史洪良品等，接连上奏，要求对王文韶、景廉即行罢斥，听候查办。与此同时，阎敬铭以户部的账目不清、三库混乱，参劾户部司官“含混草率”，进一步把矛头指向王文韶和景廉。清廷在阎敬铭等人敦促下，加紧审理此案。军机大臣景廉被降级，王文韶被逐出军机处；户部云南司主事孙家穆革职赔赃；太常寺卿周瑞清革职赔赃，流放3000里；永昌知府潘英章、户部主事龙继栋、御史李郁华等，也都被革职流放。其他与此案有牵连的官员，如工部侍郎翁同稣(光绪皇帝的师傅)等，都分别受到降级罚薪等处分。这一案件的审理，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二件大事。